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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三忆
高渐离
那是文峰寨下一个叫撑子湾的大院子西头的一间百年老屋，屋梁板壁早给烟熏火燎的漆黑，原来编竹抹灰的夹泥墙，四壁也都已残破。早与我劳燕分飞多年的前妻徐，自1969年下乡，就住在那间老屋里；我和她相濡以沫，在那里一同生活了整四年时间，直到1978年她顶替她母亲，招工回了重庆。那间房间里终年阴暗潮湿的老屋，屋梁上时有老鼠数铜钱声音响起的老屋，几十年来，一直作为我所经历过的无数苦涩往事的背景，一次次进入我梦中。
嫉妒
我站在阶沿上，从紧锁着的大门边的窗格子往里看。
这是1985年4月里的一天，是我和前妻分手5年以后，第二次回来。
“潘老师，你的那个也来过了。”邻居苏垮儿闻声出来招呼。
苏垮儿是个很厚道的农村女人，只因平时衣着邋遢，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不雅的诨号。“你的那个”即是指我前妻。
“她哪阵来的？”我问。
“就前两天。每次她来了你来，为什么不一路呢？”苏垮儿不解。
“这屋现在是谁在住？”我问。
“刘吉山，他坡上去了。要不要我去叫他把钥匙拿回来？你的那个回来，进屋去站了好半天呢。”苏垮儿看我。
“不用了。”我摇着头，顾自又去看窗里。
窗根下灶台依旧，坐在灶台上的那口山水锅依旧，还有那块寸厚的杂木案板，那挑柏木水桶，也都静静地摆放在原来的位置。眼里一热，就有许多熟悉的声音在灶间生动起来。
……
“大竹三山两槽，铜锣山跟华蓥山之间这片叫山前，跟明月山之间那片叫山后。”
“大竹好象竹子还没有我们重庆多。”
“错，你是没走到长竹子的地方去。”
“我的印象是，这地方麻多，寨子多，院子里碉楼也多。”
“正确，我们那院子就有一座碉楼，是用土夯的，看去比重庆饭店还高。”
“说到寨子、碉楼，听我们队长说，解放前这块地方的土匪多惨了。有个姓唐的老太婆，结婚过门才几天，她男的过广安，上山就遭土匪抢了。土匪本来已准备放他了，问，你认不认得我？那男的傻，说认得。土匪就将他推进漩坑里去了。唐老太婆一直守寡到现在。”
“啧啧。”有女孩为姓唐的寡妇惋惜。
“说到土匪，起码五十年前，”得到女孩青睐，讲土匪的那个知青更来劲了。“还听我们队长说，有一次官兵在陈家沟逮到一个，五花大绑往区上送，过庙坝桥头时，他还跟卖泡粑的女客开玩笑呢。一会儿，头就砍下来，血淋淋挂在桥边黄桷树上……”
“呀！”又是一阵女孩嗲声的骇叹。
眼前一幕，是在1969年4月初，几个同一条街同一辆车到这里的知青，相约了来撑子湾串队。途中，从一条铺满磊磊石头的山溪里摸了半脸盆螃蟹，拿来在那口山水大锅里油酥。
“火烧小点，再倒点油！”掌勺的不满讲土匪的夺走了女孩的眼球，有意虚张声势。其时，一只拇指肚大的小蟹在沸油里浮出，他用锅铲一下扒到锅沿，复问，“哪个先尝？”
“主人家。”讲土匪故事的有意取悦撑子湾的两个女知青。
其中“我的那个”便不客气，用筷子挟起，不提防一个瘪嘴的男知青劈手夺过，哈哈大笑着闪开身去。一脸气恼的她上去扭住，挥拳就擂。瘪嘴只得告饶，将小蟹奉还，她就势用牙叼住蟹脚，得意地笑了。
……
如果将灶间一幕看作是一幅照片，那镜头里面没有我。那时，我正伫立在院子外那片油桐林里，等着她来约会。到这里来的前一个月，我在她家里。两人相对时，她悄悄跟我说：“二娃，跟我们到大竹去嘛，我帮你洗衣。”她的话使我立刻动了心。凑巧，七中的张兴华也想随重庆白沙沱中学走，有了伴，就冲动着来了。我是为了她才到大竹来的。可是到这里还没十天，她对我就冷淡了，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我。
我傻傻的等在那片静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油桐林里，紧张地倾听着从小路过来的每一阵脚步声。一个年轻媳妇过路，低着头边走边奶孩子；一个拾狗粪的小孩过路，拿石头扔树上的鸟；一个放牛的老汉过路，眼睛东瞧西望，发现了我，露出一脸狐疑的神情。随后便好久都没有了脚声，只有满树紫红的桐花，时不时“卟儿”一声跌落一朵下来，似在发出轻轻的叹息。
她虽然答应过的，最终却没有来赴约会。我只好折回院子，从门边恰好看见了她和瘪嘴争抢那只小蟹的一幕。两人的动作好亲昵。
今天，站在窗根下往窗内紧瞅的我当然已经明白，那一幕不过是两个十六岁少年男女天真无邪的嬉闹，可是当年的我，在日记里，心里，都曾充满过好深好深的妒嫉。
一支歌
我的卧室在老屋的第三进里。外面的天光应该还很亮，可是在那间只靠屋顶两匹亮瓦采光的房间里，却是一种黄昏来临的感觉。我躺在床上，手足冰凉，对自己今天何以就倒霉了还有些将信将疑。
那是1975年“红五月”农忙结束的第二天，一身疲惫的我从劳动点返校，想趁学校开总结会前的空隙，读完那一大摞前些天积存下来的报纸。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报上的我，丝毫没留神有一个人猫儿般蹑到了门边。惊觉时，那个一脸大麻子的谭校长眼睛已捉牢了桌上那个蓝塑料皮笔记本。
“那是什么？”谭麻子厉声发问，将一嘴的酒气喷在我脸上。
那个本子上面，除摘抄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时事新闻外，还有几则读莫泊桑小说《俊友》时随手写下的札记。在那个一句话一个字就足以致祸的年头，如果让它落在谭麻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我赶快将它护在手里。
“交出来！”那个平时在杀猪匠面前一脸巴结的谭麻子，猫脸挂上了虎像，就要动手来抢。
“滚出去!这是我的屋,
受《宪法》保护的！”惊惶中的我这样咆哮着，一掌将他推出门外。不久前国家重新颁布的《宪法》上仍保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一条，我赶快当护身符拿了了出来。
“噫嘻。”
以为抓住了把柄，再加上给推了一掌，情绪更加失控的谭麻子，听我傻傻地搬《宪法》，忍不住发出冷笑，又一头冲了进来。
争抢中，他那尖利的指甲将我的手臂和脖子抓出了道道血印。我给激怒了。“砰！”我当胸一拳打过去。其实是力量很小的一拳，却没料到谭麻子应声而倒。那夸张的样子一看就知是在耍赖，我不由轻蔑地骂了一句：“癞皮狗！”运足劲往他屁股上踹了一脚。谭麻子立刻杀猪般地嚎叫起来：
“打死人哟！打死人哟！”
楼下等着开会的教师纷纷上楼来了。赶得最快的，是一位体格极健前额低平后脑勺尖凸，背地里被大家叫作“山顶洞人”的中年人。他上来就将我一把箍住，用劲之狠，几乎压断了我的肋骨。更多的人则争先恐后去搀扶还躺在楼板上哼哼的谭麻子。
一个钟点后，区上和公社的领导赶来了。在会议室里，那位区领导，苍白着一张年轻英俊的脸，拎起那个本子，用一种十分尖锐的声调，发表演讲：
“同志们，革命的教师们，你们看，这本子，上面没有一张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画像，没有一句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话……”
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的我，只是呆若木鸡地等着挨宰。以至那位区领导还说了些什么更精彩的语言，我一句也没记下，直至他说，“下面，请革命教师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才仿佛给兜头一瓢冷水浇醒。
教师发言都很积极，一个接一个，不过说的都是不大伤人的套话。伍老师的发言，还使我深受感动。她有意强调，“这娃儿说，校长喝了酒。”众目睽睽之下，谭麻子脸红得像一颗长满黑刺的草莓，嘟嘟囔囔的做着辩解。接下来，她又说，“我看，这娃儿主要是性格要改，今天这事，要诚恳认错，相信各位领导也是会谅解的。”气氛刚有缓和，“山顶洞人”站起来了。他显然极不满意伍老师的话，冷冰冰的说：
“我直说吧，性格，有无产阶级的性格，也有资产阶级的性格，他这人一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生活作风也不检点。我举个例，有一次，他要弹琴，侯老师不给他风琴钥匙。他把敲钟的锤子抓在手里，威胁问，给不给，我数一二三！侯老师还没说不，他硬是一锤就将锁敲掉了。现在，在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又跳出来毒打革命干部，我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在我们学校的具体反映！”
大会结束时，“山顶洞人”没能达到目的。我没有被宣布停职，只是叫我写出深刻检查。但我知道，眼下这样宣布，是因为他们还没从那本子里挖出可上纲至“反动”的言行；这不过是矛盾升级的一个前奏罢了。好不容易熬到散会，离开学校时，瞥见谭麻子在伙食团招待几个公社和区领导吃饭。酒肉的香味从门洞里灌出来，粗俗不堪的玩笑从门洞里透出来，直往我心里扎，扎得我好痛，好痛。
我当时已跟前妻结婚了。我回到撑子湾，就原原本本地对她讲了上面的事情经过。她听了，不说话。好久，才冒出三个字：“你各人。”那意思就是，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总之，当时她这么说，令我的心寒透了。一想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那句熟语，我心里便充满了对她的怨恨。我不再理她，可能还打了她一下，便上床躺下。
“那个谭麻子为什么猎狗一样盯上我？那个山顶洞人为什么天敌一样仇视我？”内心里，我在反省，将他们可能敌视我的方方面面都抖了出来。可是，我没寻到答案。
“你不知道吗？”仿佛是我精神上的另一半这时站出来点拨：“那个山顶洞人就是上讲堂也衣履不整，你却要将裤子放在枕头下压出棱角，要在白网鞋上扑上滑石粉；那谭麻子跟人招呼是以说下流话开头，你却日本人一样点头哈腰，满嘴你好你好；那个谭麻子和山顶洞人惟以喝酒打扑克为乐，你却随时随地要拿本书拿张报纸，酸溜溜的端起一副有学问的架子。想想，你在他们眼里，还不‘非我族类’吗？”
天真的快黑了。
她在灶间唤我吃晚饭。我没理她。
她自己吃饭，洗碗，将锅盆碰得很响，然后，开门走入院坝里去。听见她在对谁说，“今晚月亮好好呵。”
“莫非人真得弄得像标准件一样，只能一种声音一种行为模式吗？可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呵！”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里悲凉透了，不由起了种种过激的冲动。
半寐半醒中，听见她在院坝也许灶间里轻声哼唱一支歌。她的嗓音不错，唱得很动情。细听，是电影《农奴》里的插曲。歌词已经记不大起了，好象有“阿哥，你何须说，何须说；我只能为你唱歌，我只能唱一支无字的歌，”这样的句子。
她唱歌，应该不是为我。那时，生活上太不顺心，我脾气已变得极其暴躁，为一点小事曾几次打过她。我已经伤了她的心，引起她对我极度的反感了。可是那歌声，对当时我大海波涛般的情绪，却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我的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给歌声抚弄柔和了。
月光从亮瓦上投射下来，在床边形成脸盆大的一道光柱。不知什么时候，她走来那个光柱里。她以为我睡熟了，弯下腰竟用手轻轻抚弄我的头发。我的心因此变得温柔了。我想拉住她的手，亲她，向她说懊悔道歉的话。可是，我却没动，只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管它呢，写检查就写检查吧，高渐离，你千万不要气馁。记住，一切都会过去的。”
屋漏
1977年，前妻在撑子湾插队已有八个年头了。那间老屋因年久失修，已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我和她只得去找队长，请他派社员为我们翻瓦。
身材瘦小的队长狗娃，正在自家地坝上跟几个社员扯闲谈。我递了烟过去。狗娃接在手里用两个巴掌搓了一圈，又拿在眼前看是什么牌子，然后才擦火柴点燃，深吸一口，慢悠悠说：
“可能不好办吧，上头有文件，知青来了三年以后，就不能再享受优待，就要跟我们社员老辈子一样了。翻瓦的事只能自己负责。”
“文件，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我感到诧异。
“你一个教师，”狗娃队长轻蔑地瞥了我一眼，“当然是看不到这样的文件的。”
回屋，她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
“你心情不好？”看她一脸悒郁，我坐在床沿，想对她说两句安慰的话。
“我想娃儿。”她掩饰说。
我俩的女儿不到两岁，就丢在重庆由婆婆带着。她想女儿应该是实情。可我知道她今天心情烦恼，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任教的公社中学正在建新教学楼，旧楼拆了后，暂安排我住在公社办公楼里。中午，她赶场回到公社，有些神情黯然地对我说，“在庙坝我碰见林六了。林六是上来招学贵的。”八年前同车来的知青已走剩无几。同样因出身成份不好而迟迟未得招工的学贵，如今也要办回城手续了，这事对她心理上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先走后走，都会走的。”我宽慰她。
“听说公社又分来一个普招名额，不过，肯定没有我的希望。”她故作轻松，提起在场上听到的另一个消息。
“别去想。就是有，也早定给走后门的了。”我赶快打消她的念头。
正说着，听见公社老蒋到巷道里来打电话。先是打给二十公里外的民主公社某人，然后给原任公社书记，现在的区供销社主任：
“陈书记，今天我进城给你找了一个治咳秘方。据说是一个日本专家给中国医生摆龙门阵摆出来的。你记着一下吧：高度白酒一斤，你那里有嘛？冰糖半斤，你有嘛？才附二百个，要活跳跳的。泡好后每天吃四钱。另外……”老蒋突然压低了嗓门。
我俩敏感，接下来也许就跟那个普招名额有关了。我和她都知道，老蒋有个女儿在民主公社当知青。在上山下乡后期，知青招工、入学、参军，跟现在某些地方公务员职务升迁全靠跑动、靠花钱买一样，已是十分公开的现象。后台硬的，生产队的人甚至连知青长个什么样都没见过，户口过趟路，就招走了。可她，在农村已是整整八年了呵。她父亲是资本家。对这个早已谢世的岳父，我最初的感性认识得自老家连接上下街的升平桥畔那块功德碑。因为捐的钱多，或者因为地位高，徐绍绩的大名是镌在首位。再就是下街口至今仍在的一块天然石上的“徐界”二字，见证着他曾拥有过多么大的一片庄园。不过，这个资本家留给他幺女儿的唯一遗产是：无论哪种招工都不可能有她的份。
半夜，开始是远处有沉隐的雷声。雷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突然，一道闪电破窗而入,雨点开始踩着屋瓦下来。一会儿，屋檐水淌得小溪也似，发出哗哗声响。前后三进房间，一齐开始漏雨，床顶上也嘀嘀嗒嗒漏起来。我赶快起身，将两个脸盆放在床架上，一只水桶放到灶房案板上，另一只则放在卧室的书桌上，原搁在书桌上的那只玻璃坛也揭开盖去接刚好从那里漏下的另一股雨水。木脚盆放在床档头，承接全屋中最大一股漏水。正应接不暇，她光溜着身子忽然出现在我身后，将我惊了一跳。
“抬床！”她怒气冲冲却果决地说。
原来，搁在床顶上的两个盆没有管上用，雨水仍然漏在床上了。我俩合力把床从漏雨的地方搬开两尺远，躲开那股漏水,她马上又钻进被窝里去。
“快上来吧，凉着了。”
她竟没忘关心我。
雨小些了，漏雨错错落落地滴进大大小小的盆里、坛里，发出一阵叮叮咚咚极有韵律的响声。她将被盖捂在下巴处，大睁着眼听，突然笑了起来。
“嗯？”我对她这时发笑感到奇怪。
“你听，真好听。”她说。
我最后一次去撑子湾，是在1997年3月。虽然白鹭还在院子外的大田里飞，那个院子的格局也还没有大的改变，可是那片油桐林不见了，我们住过的那间老屋也已经改建。邻居苏垮儿已死了，院子里碰见的几乎都是陌生面孔，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我想，不会太久，撑子湾的住户就会完全忘记他们曾津津乐道过多少次的，关于两个知识青年在这里生活的故事。
那以后，我和她，谁也没再到撑子湾去过了。
岁月会老，感情也会老么？
2005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