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大调曲
张春岭
年少时最喜夏夜纳凉，有时携一秫秸皮编成的凉席，平摊在打麦场上，同那尊无言的石磙一同沐浴遍地的月华，有时搬一板凳，坐在院外的洋槐树下，看树叶筛下的月光在风中跳荡，听摇了蒲扇的父兄天南地北地闲聊。顺风的时候，有悠扬的乐声隐隐传来，大人们说，河西又在唱大调曲了。
我们村距河西仅二里来地，中间只隔一条静静的小沙河。河西在晚清年间出过秀才，却是我们的同宗，秀才爷的子孙们都遵了“耕读传家”的古训，也是以种地为生，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对大调曲这一曲艺情有独钟，或在农闲之际，或在月明之夜，月亮地里摆一小桌，弹三弦，拉坠子的围在一起，待檀板一击，使弦索叮咚地合奏起来。会唱的，也不甘寂寞，咿咿呀呀唱上一曲，倒也有板有眼。乡邻们早搬了小椅、板凳来欣赏这免费的音乐会。
秀才爷的子孙因痴好大调曲，在村里流传下两个“古经”。一个说，在某年的夏天，他们一家子摊了一场麦子在毒日头下晒，午休时候，当家的看见西北角的天空长了几朵云彩，便喊家人起来上场拢麦，其中一人说：“看看弦子潮不潮？”原来每当天阴下雨之前，蒙在弦子上的蛇皮便会泛潮，因此弦子倒成了天气预报的仪器。他将弦上紧，随手拉了一个过门，这一拉不打紧，弟兄几个顿时技痒－－忙碌了一个麦季，人累得七死八活的，不闻此曲久矣－－竟拿出笙箫弦管一同弹奏起来。虽然琴瑟合谐，却忘了天上的乌云正铺天盖地而来，直到一声惊雷响过，天上的雨瓢泼般堆下，他们才慌了手脚，奔赴麦场。可怜那雨下得太猛，早将麦子冲了个干干净净。还有一个是说钦用父子的。钦用领了二个儿子在麦后锄头茬地，还不到吃晌午饭的时辰，两个儿子嫌日头太毒，竟都扛起锄头回家转了。钦用大怒，气呼呼往家赶，想把儿子臭骂一顿，要知道这热苗子庄稼，头茬不好好锄，哪有黄澄澄的苍谷棒子，沉甸甸的谷穗？还没进家，就听见缕缕的乐声，原来一个儿子在弹三弦，一个在拉坠子，钦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喊了起来：“你俩都没听清弦定得太低？”－－回来时的一腔怒火，早抛到九宵云外了。
这“古经”里有多少演义的成份，我没有考证，但他们对大调曲的痴迷，却深深印在了我心中，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之后，每当月满西楼，似乎还能听到那飘渺的乐音。不知道秀才爷的子孙们，还唱大调曲不？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是一生中难忘的快乐时光，工作之余读读小说，练练写字，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夏天的小城里找不到打麦场，便将竹席铺在机关楼的楼顶，享受风的抚慰，消受夜的清凉。有时候嫌蚊子骚扰，索性将枕席铺在办公室的电扇下面，呼呼的扇叶扇走了蚊子，也扇走了难耐的暑气，只要头一挨了枕，不到三分钟，便能够进入梦乡。
周先生便是那时来当我们头儿的。他身材魁伟，最叫我们称奇的是在机关食堂吃饭，一天要吃进去二斤粮票，那可是商品粮吃香的年月，我们一月的定额都是只有二十九斤半。周先生对我们的称奇不以为然，他说他是穷苦出身，早年给地主扛过长工，后来当农会干部，那时候他虽然是正局级，家小却都在村里种地。周先生说：“修板桥水库时，我一顿能吃十二个包子，还要喝三海碗稀饭。那时候还不兴工资，在乡里伙上吃饭也不要钱，炊事员每次见我从水库工地回来，心里总要格登一声。”
周先生文化虽然不高，对大调曲却也有雅好。八十年代初的县城，还没安装多少路灯。月明之夜，总见他挟了蓝布包，悠然步出大门，去找爱唱大调曲的同好们。原来那蓝布包袱里，裹着一本大调曲谱，纸页早已发黄，好象再也禁不得清风来翻。同住机关宿舍，我们是对门邻居，晨昏之际，总见周先生戴了老花眼镜，一笔一划地抄曲谱。某日，他劝我也学学大调曲。我那时年轻气盛，自然不把这老古董般的曲艺放在眼里，便婉言谢绝了。
现在想来，我对音乐怕是要抱憾终身了。上小学时，班主任子轩老师曾想过让我学吹笛，但看我态度不够坚决，就无奈地放弃了。周先生让我跟他学大调曲，我又将机会轻轻错过了。遥想古时读书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我连个口琴也不会吹，算得上一个笨伯了。
那天周先生见我对学大调曲没有兴趣，本来充满希望的眼神当即黯然：“现在的年轻人啊！光好听那嘭嘭嚓、嘭嘭嚓的音乐，爱跳扭屁股的舞，这大调曲到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喽！”言语间透出无限的凄凉。
二十多年过去了，然而在我脑海的深处，河西弹奏的乐曲似乎仍时隐时现，周先生月光下那挪动的身影朦朦胧胧，当那一抹旧时月色浮上心头时，便突发奇想：要是再碰上有唱大调曲的，真该静下心去好好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