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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1.5历险记
王平
我住院是因为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近视了。
我的近视不是因为功课太紧张，恰恰相反，那时的教育远没有现在沉重，象所有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我对命运的忧患也远没有超过父母的担忧，我幼稚而又执着地一门心思迷上了文学，开始做起了我的作家梦。我没日没夜地看小说，为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而痴迷、感慨，惊叹于世界上还有这一方远离尘埃的净土，那痴迷劲就象现在无数趴在游戏机前彻夜不归的中小学生。但由于面临中考，父母管教很严，禁止我读课外书。于是我与父母打游击，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看，用蜡烛看，在厕所里看，结果，作家没有当上，倒戴上了一付眼镜。
我的近视是本家族的不幸。我父母双亲、妹妹、三姑四舅乃至八秆子打不着的亲戚，无一例外都是1.5，近视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父亲在埋怨的同时，开始了对我不遗余力的治疗。陆续尝试了点眼药水、黄豆压穴道，小孔镜等办法，总而言之，凡是当年流行过的治疗近视的办法都无一例外地尝试了一遍，但都收效甚微。面对随着近视而蓬勃发展的眼镜业，他感到无力回天了，我也无可奈何。
很自然地，我从中学一毕了业，没再求学，就开始去工厂上班了。
使我心情死灰复燃的是现代科学的进步。听说市郊区的某家医院能通过手术切割视角膜恢复视力，很多人因此受益，我不禁怦然心动。可同时又听说，手术是用激光切割视网膜，万一稍有差错，岂不是连近视的资格都没有了。一想到要没了光明，我就不寒而栗。可转念又一想，不是有很多人都做了吗？他们不都安然无恙吗？
我陷入了做与不做的矛盾之中，问了许多朋友，听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劝告。我一向就是个不怎么有主见的人，被这些模棱两可、不知所措的话弄得愈发迷茫了。
最后还是周胖子帮我解决了问题。周胖子是我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之一。他引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俩一起坐车来到郊区的那所医院。
眼科门诊大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已经接待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病人，随手递给我们一份资料，让我们看看。这份详实的资料使我明白切割视网膜手术十年前就已风靡西方国家，近几年才流入我国，各大城市均有做此手术的医院。资料对手术原理、可行性、成功率、后遗症都做了介绍，最后是从四面八方寄来的感谢信。
看完资料，我认为自己对手术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我把资料交给晚进来的另一位患者，并同他闲聊起来。他说他是从宜昌远道慕名而来。我一听，乖乖不得了，可别让外地人给捷足先登了，就立刻去验光报名。大夫说手术现在暂时还不能做，因为这个手术每周只能做六个，我要排队。我偷偷瞄了一眼，排在我前面有一百多人，心里倒踏实了。我大度地对大夫说，没关系，近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在乎再等个一年半载。
回来的路上我很高兴，那感觉就象一群人蜂拥地去买紧俏商品，而我挤在了前面。不过，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我们班组的班长要出国了。
他出国并不是去观光旅游，也不是探亲访友。他是去日本出苦力——劳务输出，去接受“帝国主义”的剥削的。好在那时的国人把出国当作是件时髦和提高身价的最佳手段，并不在乎出国后是洗盘子或背死尸。作为一个卑微的小工人，能有这样的机遇已足以令我辈羡慕得眼睛发绿了！
在为班长饯行的酒宴上，我们班的人几乎都到齐了。我和班长喝得眼泪汪汪。看得出他十分动情。我和他整整在一起工作了三年，他既像大哥哥又象朋友一样给了我很多帮助，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他的走，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段真空，今日一别可能再没有机会和他共事了。今晚我既是和他告别，其实也是向我过去的岁月告别。从此以后，我将独自一人无依无靠地面对工作了。
回来的晚上，我就做好了当班长的心理准备。
人生的痛苦就在于主观的认识和客观实际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平衡，那时我对这点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对生活还带着不切实际、玫瑰色彩的幻想。我象学生时代一样，把自己的人生计划成一段段，某一年要当班长，某一年要加入共产党，某一年要出国，连恋爱这种最不确定的因素我也计划好了，远不知现实对我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和残酷，而我又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助，只能一味地听别人叫好，看他人的脸色生活。于是，痛苦在不经意之间就来了。
第二天的班长会上，车间并没有任命我为班长，在没有和我商议的情况下，车间调来了四班的刘军来当我们的班长。
宣布命令的时候，班里所有的人都望着我。我十分震惊的同时感受着失落，尽管我努力保持常态却丝毫无法掩饰内心的波涛汹涌……一宣布散会，我就一头冲出了车间，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静静地反思：我和刘军是职业高中时的同学，一起上班后，他在四班，我在二班，各自进行着自己的人生奋斗历程。我克服了涉世之初所带来的痛苦，战胜了单纯、幼稚，流了汗，甚至流了血。其间我目睹了行云流水般的人员变动，终于脱颖而出当上了我们二班的副班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配合班长把这个班凝结成了一个优秀的集体。我了解班里每个人，每个工位，就象了解自己的手指。我以为凡事经过努力，必然会有好结果，可是现在……我有一种胜利果实被别人掠夺的感觉。
我愈想愈难过，对车间产生怨恨的同时又有点心灰意冷。
天很黑，黑幕般的夜空压得很低，厂房与厂房之间的过道上空寂无人，只有满天的星星在孤独地闪烁。我向夜幕伸出手去，指间却毫无所触，灵魂好象被这漆黑厚重的黑幕所吞噬。我怅然已久，不由得产生了自暴自弃的念头，狠狠踩灭了最后一根烟，悄然离去。
翌日，我就接到了医院让我去做手术的通知。我向工段长去请假的时候，情绪显得十分的激动，有一种后快的感觉。然后我就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拿上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到厂里拿了支票，便高高兴兴地去住院了。
我去医院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门诊大楼住院部的通道两旁是郁郁的梧桐，树荫下三三两两走过些白衣天使，中间的圆形草坪里有一座凉亭，几张石砌的椅子和树根状的桌子，构成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
老护士直率而又和蔼，雷厉风行地给我办好了住院手续，带我钻进两旁看来一模一样的病房里其中的一扇门。
病房正是想象中的一片雪白，雪白的床单、被罩、枕头，雪白的墙壁。
里面有三张床，右墙靠窗的床上已躺了一个人，一动也不动，不知是否睡着了。
“嘿，这是今天新来的。”护士长瞅着对面床上的人喊了一嗓子，又回头对我说：“你俩做个伴。”然后就匆匆走了。
我把随身拎的包一股脑塞进了床头柜里，脱了鞋，就坐在床上，从兜里拿出路上刚买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很快就沉浸其中。
就在我看到孙少平不作教师回家务农迷茫痛苦的时候，听到对面病房里有个女声在喊：“李海波，李海波。”我懵然不知。对面病床上那一直不动的人这时却翻身起来，我合上书礼貌地冲他点了一下头，他也回点了一下头，一面答应着去了对面病房。由于没带眼镜，我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恍惚中只觉得他和我差不多高。
他们吆喝着开始打起了扑克，我便继续沉浸在我的平凡的世界里。是医院开饭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牌局，也终止了我的沉迷。传来一片碗勺乒乓的敲击声，我这才觉得有些饿了。
李海波进来了。他没有找饭盒，而是把床头柜上凌乱的东西放进柜子里，又把随身听别在腰上。问我怎么没吃饭？我回答没饭票。他好心告诉我说，饭要预定，否则明天也没有饭吃。我连忙感谢他，他解释他家在附近，可以回家吃饭。晚上也不回来了。我说慢走。
我合上书，穿上鞋出来订饭。订饭的女人大嗓门，对我说不收现金，让我去换饭票。我问她到哪里换饭票，她不耐烦地说食堂、食堂。
我拐了好几个弯，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食堂，却意外地碰到了一个熟人。何颖是我上自修大学时的同学，颇有几分姿色，此时正白衣白褂的坐在那里，显得娴静庄重。开始我还没有认出来，是她先和我打招呼。
“王堰，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有些诧异，定睛细看，原来是她。
“噫！怎么是你？你好，何颖。”我问：“你在这里上班？”
“是啊，你来干什么？”
“哦，受你们医院的召唤，慕名来做手术，治疗近视眼。”憋了一下午没说话，总算碰上了一个熟人，我不客气的就近找了一张椅子，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可得好好聊聊。
“我说，你们医院做这种手术的人多吗？效果好吗？有后遗症么？社会上怎么没多大反应？”我连珠炮般提出一大堆问题。
“挺多，排长队，还有人开后门呢！”
“是吗？”我若有所悟，“效果怎么样？”
“手术之后，视力可以达到1.0，成功率在50%左右。”
“有手术出事的吗？”这是我最担心的。
何颖笑容可掬：“这种手术就是医生用一种特制的手术刀在视网膜上深切几刀，不会出什么问题，不过后期保养极为重要，唯一的后遗症就是有些人伤口会化脓。”
我似懂非懂，但心总算放了下来。
“我要住多长时间的院？”
“按惯例一个多星期。”
一个星期倒也不长，我想，接着又说：“给我换点饭票。”她很快地给我换好了，并帮我预定了明天的早饭。我拿票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四处看看，边上没人，就低声询问她：“何颖，你说我需不需要给主治医生意思意思？”
她沉默了一会，对我说：“不用，这手术小，不会有什么猫腻，做完手术后，你给院里写封表扬信就可以了。何况现在医院正在创三甲，即使你给他，他也不敢要。”
“这样说，红包就不用送了，怎么说咱也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怎么能够腐蚀社会风气呢？”
小何抿着嘴笑。
“那好，我先走了。回头眼睛好了，再来看你，也给你写封表扬信，让你名利双收。再见！”
“再见。”
因为找着人说了一通话，心里舒畅多了。夕阳也没了正午的炎热。医生、护士忙着下班，树荫下多了短袖、裙子和婀娜多姿的少女。
我住院的那天是个星期六，恰好是首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式当天。医院没有电视转播，使我这个铁竿体育迷遗憾万分。第二天是星期天，大部分医务人员都休息，除了清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以外，就没有任何人走进我的世界。小说也被沈护士给借去了，寂寞和孤独使我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咬牙熬了一个上午，实在按耐不住了，便趁着护士不注意，违反院规，偷偷溜了出去。
正值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大地复苏，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盎然。郊区虽没有市商业中心的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却也有几份热闹。起此彼伏的叫喊声接二连三。马路两旁摆满了沾满泥的各类蔬菜和在脏水里乱蹦乱跳的鲫鱼、鲤鱼。汽车按着喇叭艰难地行驶着，简易的服装棚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廉价衣服。我径直往前走。
一个书摊吸引了我。我逐一浏览最新出的各种杂志，体育、音乐、文艺、文摘、军事、航空及各种小道消息。我涉猎颇广，毫无疏漏，却丝毫没有掏钱购买的意思，那个摆书摊的农妇已经恶狠狠地盯了我半天。为了放松一下她的眼睛，我站了起来，伸伸有点麻木的腿，转身走了。
太阳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我抬眼看见前面有一片树荫，就走了过去。树荫下摆了一溜象棋，两旁的矮凳上坐满了各种年纪的棋手和看客。我就近拣了一张凳子坐了下来。
对于下象棋我一向很自负，在高中和现在的工厂，都曾取得过不错的成绩。趁此空闲的时候，正好可以癞蛤蟆打立正——露一小手。看棋摊的老头给我找了个干瘦的年轻人做对手。我毫不客气地执红先行。十几步后，由于太张牙舞爪，被冷静的对手抓住破绽，寻得一子的优势，立刻陷入了困境。在以后的进程中，我始终没能挽回颓势，只好推盘认输。我在懊悔刚才轻率的同时更激发赢一盘的雄心壮志。
第二盘我小心翼翼，不敢攻，先求自保。对手在简明的布局之后，向我右翼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我过分拘泥于占对手一子便宜的思维，过早暴露了攻击企图，被对手将计就计构成了绝杀。输棋之后，我许久没有言语，彻底放弃了扳本的机会，拍拍灰，起身走了。
电影院里正声嘶力竭地宣传今天要放的片子。我仔细看了一下，基本都是艳情片。找了一个离现在时间最近的片子买了张票。这是一个宣传新婚夫妇性知识和生理卫生的科技记录片，由于中国长期对“性”的神秘导致这类应该在初中就知道的知识也成为三级类票价昂贵的少儿不宜片，真是可卑！
影片中三番五次出现的女性生殖器的特写，并没有引起我的生殖冲动，证明了健康的性知识教育和“黄色”并不能等同。看完电影后，我自认为自己已基本解决了长期在心头的迷惑，相信以后可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性”了。不过，影片中大量病态的生殖器官和过分放大的毛发令我十分恶心，出了电影院后，我只觉得心里有些堵，以至于对以前曾十分向往的男女之事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
看完电影，天已黑了，华灯初上。一想到明天我得要继续那度日如年的孤独岁月，不禁忧心忡忡。
反反复复出现在病房里的总是那几个护士，惟有沈护士长得最靓。我那时对女人的了解仅限一张脸，面貌就是她的全部。虽然住对面病房里的三个女孩也算是不错，但比起沈护士来就稍逊一筹。我和李海波私下给她打分，远远过了九十大关。能找机会和沈护士亲近一下是我俩在不停的打针、吃药中最愉快的事了。
婴儿刚刚出生时，总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这预示着人类从诞生起就要面临很多的磨难，打针就是人类成长所要承受的第一个磨难。我曾看过一部怎样给少年儿童打针而拍摄的记录片，在大笑那些在打针面前憨态可掬的儿童百态之后，也深有同感，心有余悸。哲学家说过，人生的害怕是因为无知，但经过千百次锤炼，我虽然久战打针的沙场，却依然害怕打针。
其实我并非害怕打针带来的疼痛，而是害怕打针前的预备工作。护士在擦完酒精之后就习惯地推一下针管，把针管里的空气排出来，雾状的药液滴在皮肤上，令我全身肌肉紧缩，心提到嗓子眼，一阵阵地发冷，以至于每打一次针都有一种临战的感觉，典型的打针综合恐惧症。尽管后来有人告诉我，肌肉越紧张就越疼，可事到临头我依然如旧。打针是一个可以直接寻找童年感觉的捷径。
那天我去打针，看到沈护士在刻苦地背着什么。一问，原来她们要进行职称考试。通过闲聊，我了解到，她们护士的工作也很辛苦，每天接受各种各样不健康的肌体，没日没夜地倒夜班，稍有疏忽，各种考核就接踵而来。最要命的是在离开学校多年以后，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考试。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在车间里的工作。经过这几天的轻松惬意，我恍若生活在世外桃源，那给我带来痛苦和伤感的车间如今就象透过玻璃看到的窗外的景象，听不到声音，闻不到花香，都变成了无声电影，熟悉得令人陌生。
我们屋里又进了一个新人，他叫罗飚，是个在校的中学生。
他来的时候，我和李海波已混得很熟了，正在海阔天空地胡吹乱侃。对于他的到来，我俩都非常高兴，毕竟多一个人就少一分寂寞。为了不使他感到孤立无助，我们就主动询问他一些情况。我们仗着早入社会，就大言不惭地和他谈人生、爱情，善意地嘲笑他某些幼稚的观点，很快就把他带进了我们的谈话圈，于是屋里常常充满着起此彼伏的笑声，显得比对面病房里更有生气。
对面病房里住的是三个女人，和我们做同一批手术，比我早来1天。女人们堆在一起只能议论一下张家长，李家短，很快便没了声音。好在她们三个都是时髦青年，浪漫而又奔放。她们常常邀请我们过去打扑克。我们三个一伙，她们三个一伙，打“关三家”。看得出来，她们都不常打牌，既不算牌，也不克制，尽拣大牌出，最后只剩下一把小牌。带眼镜长辫子的小李还凑合，还能稍稍计算一下，圆脸一笑两酒窝的小方和短头发的小杨简直是一塌糊涂。我总是一言不发，出小牌时跟着溜一张，出大牌时就喊过，总是在她们最得意的时候给她们致命一击，适时地把罗飚和李海波送走，常常把她们杀得落花流水惨不忍睹！
如是几次，她们就不干了，吵着不玩扑克该打麻将，让我和家住在附近的小杨一同去拿麻将。
小杨是本院职工，出入住院部如入无人之境。
小杨身高近1.70，走路时胸挺得很高，腰也绷得很直，再加上白衣黑裤，配上医院发的宽墨镜，光彩耀人，令我不敢仰视。我一向认为这样的女人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也就委委琐琐地跟在她后面，看着她从容地和熟人打招呼，就象电影中跟在“大姐大”后面的跟班。麻将一拿回来，小方就嚷嚷着支上。别看她扑克打得不怎么样，麻将场上却是判若两人。接出牌快速敏捷，而且预见性很强。小李也毫不示弱，两家轮番“和”牌坐庄，把我和小杨映衬得形同虚设。小杨一副大姐派头，银子象流水一样都跑了出去，脸上依然笑嘻嘻的，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也连续自摸了几回，就小杨成了唯一的输家。
我终于不再感到寂寞了。可惜这种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随着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娱乐时间就少了。我们一天三顿定期吃着越来越多的药片，量体温，测脉搏，开始术前严格而有规律的例行检查。
首先是蒸馏水洗眼睛。先用卡子把眼睛上下眼帘卡住，然后用针尖把水注入到眼睛里，两眼胀得难受得要命却闭不上。那感觉就象共产党员在集中营里受刑。幸而这项工作由沈护士来完成，我们只好勉为其难。
然后就是几个医生带我走进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接受各种有生之年从未见过的仪器的检查。
开始是一个仪器展现出微弱的黄光，淡淡的黄光源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光晕，通过镜片看黄光，灯光刺眼，可医生还不断地要求我睁眼睁眼再睁眼，把眼泪都给挤出来了，还不依不饶。在连续经过一个小时的各种仪器的检查之后，很久都看不清东西，甚至在大白天里都有满天的星星在闪烁。
最后也是最令人恐怖的是对眼角滴生理盐水，睁大眼睛看越来越近的针尖靠近眼球，惟恐稍有差错就大事去矣。针尖到眼球至近之后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觉得眼角有液体渗入，随后鼻子、口里就有些咸味。从这以后我对七窍相通有了切肤的体会。
前两天我还为没人搭理而闷闷不乐，如今却为倍受关怀而受宠若惊，命运变化之大判若云泥，有如沧海桑田。当一切的准备就绪之后，手术就要开始了。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心情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等待期末考试前。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
由于是小手术，今天可以把六例手术全部做完。上午三个，下午三个。本着女士先行的原则，由她们先做。对面病房里原有的吵闹声没有了，我们三个在猜测着她们做手术的感觉，更在憧憬摘掉眼镜后的美好未来或者美好从前。10点钟以后，三位陆续回来了，我们都跑过去表示慰问，嘘寒问暖，问长问短。主要是打探一下手术后的感觉。小杨依然大姐风范，对我们说没什么感觉，一会就过去了；小方则大呼小叫，不停地叫疼；李大姐居中，说不太疼，只是胀得难受。护士长大大咧咧，见怪不怪，告诉我们，麻药劲还没过。我们越发迷茫了。小罗虽然年纪最小，反倒不怎么害怕，李海波则显得稍稍有些变色。
影视作品中的手术室是通常庄严而又静谧的，氧气瓶、心电图、输血管，一切都显得那么错落有致。无影灯下，医生果断而又短促地发着命令，护士们紧张而又忙碌地协助，生命在这里显得格外的神圣。所以当我们三个嘻嘻哈哈的开着玩笑来到手术室门口时，就立刻变得严肃了。我们换了鞋，穿上做手术的衣服，坐在外间等着。由李海波先做。等待的心情是焦灼的，只有我和小罗四目相对，不再言语。
李海波终于出来了，他仿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脸色很难看，浑身也被虚汗浸透了。有这么疼吗？我有些害怕了。我突然想起幼年时外公家杀猪的情景。将要被屠宰的肥猪，被人驱赶着走向刑场——一块青石板，它仿佛感觉到危险的来临，嚎叫着退让、转身，企图逃离死亡，可惜在强大的人类面前，一切都是无济于事。我此时的心情就象那只即将被屠宰的猪，所不同的是，猪是被迫挨宰，而我却是主动就刀。
可到了这个地步，不可能有退路了，只有闭眼一跳河，不管那么多了！
走进手术室，我有种大义凛然的感觉。
换上手术服，平躺在手术床上，眼睛被一种特殊的仪器框住，无法眨眼。我神情庄重地等待着手术的到来。可是除了一个大夫用一个小针在我的两个眼角各刺了一下就了无声息，医生护士们只是旁若无人地相互聊天，好象在聊化妆品，什么绿丹兰、亚倩，诸如此类，使我感觉不象是手术室倒象化妆品研讨会。
过了一会儿，看见护士端来一个盘子，无影灯也向前推进了。我明白手术要开始了。只见主治医生拿着一支类似玻璃刀的东西伸向我的眼球，手术刀头在无影灯灯光的反射下，散发出七彩的光芒，随后就消失在我的眼球深处。我感觉到一个冰凉的物体在瞳仁上划着，凉丝丝的，像小时侯妈妈用刀给我们切凉粉。我保持着足够的清醒，认真数着，左右眼各七刀，一共十四刀，再涂抹上一些胶状黏质的液体，然后我的双眼就被纱布蒙得严严实实，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手术就结束了。
人常常因为生活的琐碎和对自身的过分重视而熟视无睹身边发生的事情，就象看青春期的孩子长个，朝夕相处根本感觉不到，如果隔一段时间不见，会一下子发现窜出了一大截。现在我们每天诅咒当官的腐败，怨恨分配不公，怀才不遇，明珠投暗，却没有发现中国就在这埋怨中正一天天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们享受着5天工作制，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休假，市场上叫嚣着开展“五一”、“十一”旅游黄金周，而十年前，我得要没日没夜地倒班，赶上任务紧，常常连星期天也没了。年轻人睡眠多，每天早晨听着闹钟急促的闹铃声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踏着夕阳进厂房，迎着朝阳下班，那时我总想，要是能放几天假，没有闹铃，没有顾忌，美美地睡个懒觉，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
现在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手术后的那天晚上，为了我们能安静入睡，都吃了安眠药。我有了一个无忧无虑无梦的夜。
第二天醒来，麻醉劲已过，眼睛里有一种隐隐的痛，时有时无，就象肉中扎了一根小刺，在不经意中给你一种撕裂的痛。但我并不在乎，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新生活全新体验的期盼。
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别的器官却越发灵敏了。仿佛更能嗅到清晨空气的清新，更能听见小鸟快乐的鸣叫，更能品尝微风抚面的湿润。
我摸索着从床头柜里拿出毛巾，牙刷，双手触摸着墙壁摸索着独自去厕所，因为乍逢黑暗，尽管十分小心，还是不时地碰翻了墙角的痰盂和簸箕。然后我们和对面病房相互串门，彼此交流着暗无天日的感受，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再加上我们三个，只闹得沸反盈天，直到护士长来把我们几个臭训了一顿才老实。
有时会有人来探视，譬如小方，她男朋友几乎每天都会来报到。李海波单位也来人了，党政工团来了一屋子，热热闹闹的，虽然我一脸的毫不在乎，内心还是有些失落，对车间的人有些隐隐的怨恨。
没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调侃沈护士，就请她给我们念《女友》杂志，而且专挑有爱情内容的章节听。其实爱情对我们三个来说都象水中花，镜中月，朦胧而透着美丽。沈护士念书的声音越来越小，尽管我们看不见，也感觉得到她因为羞涩而通红的脸，那时我们在黑暗中也能感到彼此的窃喜。
然而喧闹总是会过去，温度开始升高，中午来临了。我从不午睡，我认为午睡是浪费生命，就只好独自醒着，品尝疼痛的感觉。好在现在已不太疼了，只是涨得难受，眼球仿佛要夺眶而出，远不如疼痛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听着他们都睡着了，我就用李海波的单放机听流行歌曲。这里只有一盘陈慧娴的专集。我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听《千千阕歌》和《红茶馆》。不知听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在这熟悉的旋律声中也睡着了。
我们整整被蒙了三天。我所能干的只能是睡觉和听陈慧娴的专集。这段记忆就象雨水不断冲刷岩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一年以后，我跟一个好友学弹吉他，拨来拨去，流淌的竟总是《千千阕歌》和《红茶馆》的旋律。
黑暗总是暂时的，光明才是永恒的。重见光明的这一刻终于要来了。我们的内心有些忐忑。不知道近一个星期的酝酿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时的心情就象旧时的文人在等待解榜。我们来到检验室，医生告戒我们，在揭开纱布之后，一定要带上墨镜才能睁开眼。我们终于重见光明。由于遮掩得太久，即使带着墨镜，清晨窗外的凉爽的阳光也令我们无法忍受，即使浑浊的日光灯也感觉刺目。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我们开始测视力。
我坐在视力表前，摘下墨镜，视力表的反光令我的眼睛无法张开，泪水象山泉一样汩汩涌出，使我无法辨认视力表上的“山”字符号。大夫一再命令我睁眼，并用指挥棒指着那些东倒西歪的“山”字让我辨认。我闭了一下眼，再睁开，在泉涌般的眼泪的间隙中瞬间看清了方向，反馈给大夫。就这样，平时只用一会儿就可以完成的视力检测在我艰难的睁眼和闭眼中用了好几分钟才完成。令人高兴的是，手术非常成功，我的双眼视力均达到了1.5，我终于可以摘掉陪伴我近十年的眼镜了，可以在晴朗的夏日里随意地看北斗七星，可以隔三差五在路上捡点钱。
两天以后进行另一次测试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带着墨镜打扑克了。由于再现明眸，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好。大家复试的结果都很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有些散光，需要加压。于是我又一次蒙上了纱布，并且在纱布外紧紧箍了一圈松紧带。
他们都欢呼雀跃地出院，往日欢乐的病房里只剩下形单影只的我。
没有人聊天，也没有音乐、书籍和我喜爱的足球比赛。时间显得如此富裕，被拉长，分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然后再拉长，使我充分体验了度日如年这个成语的内涵。我天马行空地乱想，以此来捱过漫长的每一秒。上中学的时候，每逢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我就这样身在课堂心在外，心摇神驰地飘荡。我幻想的内容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兴趣所在。
那天我就幻想着一场世界杯足球决赛。比赛的双方是中国对巴西。我是中国的正选先锋。双方经过开始十几分钟的相互试探之后，开始了猛烈的对攻。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我方队员边路突破，一个妙至毫颠的传中，我拍马赶到，一个狮子摔头，球挂死角。全场欢声雷动。十万中国球迷都共同喊着我的名字。
我又幻想着我是一个武林高手，我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安排在我虚幻的故事中，杜撰他们的命运，在人造的天地里打打杀杀，照例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到后来，我有些黔驴计穷了，再也无法设计精彩离奇的情节，而时间还是那样漫长，好象没有尽头。
我腻歪透了！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脑子却清醒，这真是一种酷刑！酷刑的折磨在于你能鲜明而深刻地感觉到时间丝丝缕缕的流失，却还得细细地反复品尝。这种对时间难捱的感触只是在上学时临下课那几分钟和尿急时才有，而现在却发展到了极至。
睡眠好象脱离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我终于明白快乐是相对的。忙里偷闲的“闲”才会感到幸福，纯粹的幽闲则是痛苦的！“独自莫凭栏，闲愁最苦！”
我突然有些怀念在车间的那些日子，想念那些同事和朋友，想念空气污浊、混乱糟杂的工作现场，甚至怀念旧日里同事之间的争吵。因为没有当上班长而带来的痛苦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了，即使过去认为无法忍受的艰苦枯燥的劳动现在回想起来也带有一丝丝甜蜜。可以自由行动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翌日我又一次拆掉了纱布，复检的效果还可以。但我还不能出院，得继续观察两天。
我百无聊赖地在住院部里四处乱转。除了我，其余的病房里都住了些白内障，青光眼患者，全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罩枕头，雪白的墙壁，一切都那么令人生厌，就连沈护士的脸也显得那么苍白，让我心烦意乱。
以往，每逢不能自已的时候，我就有意通过一场艰苦的体力劳动来转移我的注意力。而现在我无所事事，既不能翻书，又无心听音乐，更不能在绿茵上踢一场足球赛出一身臭汗。感觉象动物园里一头困在牢笼里的狮子，无处发泄自己的精力。
监狱是有形的，病房却是无形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效应：那就是让人失去自由。我认为要想折磨一个人，不需要对他进行体罚或者其他什么残忍的手段，只需要把他独自关在一个小屋里，隔绝一切与外界的信息流，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发疯。人世间，最大的敌人不是委屈、恐惧或单调枯燥的劳动，真正的敌人是无聊、空虚和没有自由。我上学时读裴多菲的那首诗时还不太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与自由相比，生命和爱情真的可以放弃。我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苦难再漫长，终有结束的时候。
何颖突然来看我，我真的很高兴，就象受苦受难的人民突然看到了救星，现在好象只有她才能证明我同外部的世界还有所联系。我问她自修大的功课还有几门，她说还有三门就可以结业。我有些伤感，如果我坚持下来，也许现在也和她差不多了。我做事一贯没有恒心，全凭兴趣的驱使，太不知珍惜。我后悔在自由的日子里，我这个不知世事艰辛的毛头小伙轻易地挥霍了自己的所有。
这段日子里我对时间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到学习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实在算不了什么，能够健康，自由自在地呼吸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我的心一点点充盈起来，我开始反思我对生活的态度。我的那点计较和忧伤就想一个闺怨的女人，此时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生活是自己的事，何必要在乎别人的肯定和嘉奖呢？只要无愧于心也就可以了。这样一想，我呆滞的思维开始流动起来，出院后的生活突然变得无限宽广，令我憧憬。
复检的结果很理想。大夫同意我出院了。我如蒙大赦。
好象一场艰苦的马拉松，终于可以看到终点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适当的磨砺是很有必要的，但过程太漫长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使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逐渐失去耐心而变得沮丧、消沉乃至放弃。只是在最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在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我无从有现在的认识，只觉得世界末日来到了，陷入了没顶之灾。
现在我看到了曙光了，心情也变得愉快多了，还魂过来。
夕阳西下的时候，周胖子来了。我喜出望外，不顾医院条条框框的规章制度，把他拉到医院附近一个小酒店里，我们开怀畅饮。虽然只有一个多星期没见，我却觉得有一个世纪一样漫长，我有很多很多的体会想要和他说。那一夜我们喝得很尽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为难忘的一夜。
疾病对于生命，就象一个奇妙的组成部分，是暂时的中断，又是个提醒和再生。有如蜕皮，孕育着生命的重新焕发。在那段暗无天日、无法排遣的日子里，我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过去，思考了人生的价值，禅悟了生命的意义。长时间的静默和思考、无休止孤独的考验使我获益匪浅。在日后的岁月里，在任何黑暗的环境里，我将能快速地适应。
第二天，我背着包裹走出了这个给我带来喜悦和痛苦的地方。清晨的空气清新而又湿润，路上的行人匆匆而又友好，两旁的梧桐泛出新绿，不知名的小鸟在婉转歌唱，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染红了大半的天空。眼前的世界清晰而又巍巍壮观。重返故里，回到我原来生活的环境中，我觉得体内有一种新的力量在一点点堆积，攒动，正在形成一个更自信、更执着、更充满希望的新的自我。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空气，由衷地感叹：自由的生活真美好啊！
2004/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