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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旧事
路石
依稀记得儿时，杨州的东关城墙被推翻后，自然形成了一条大道，也就是现在的泰州路。道路两旁热闹极了，摆滿了摊贩。逢到集市，马路就被挤得中间只剩下一条缝。好在那时没有什么汽车。路旁一家叫做大众的饭店，随心所欲地在店外摆放着几张油腻的八仙桌，桌子四边始终坐滿了人，饭店老板娘麻利地用蚌壳划拉着大锅里的米饭，一碗接一碗地打发络绎不绝的饭客，时不时还与那些熟客俏骂几句，套个近乎。
东关附近的古运河被居住在当地的人们昵称为东关大河。那时河水碧清碧清，只是在夏天发大水的时候才略有点黄。孩子们看水涨水落就数那一级一级的台阶，露出水面的石阶少了，水就大了。
彼时的扬州，城市很小，国庆路就是市中心。没有广场，没有休闲场所，东关大河边就成了繁华的聚集所在。特别到夏天，这儿的人特多，有放西洋镜的，吹面人糖的，有圈地唱戏卖酸辣汤的，应有尽有。当太阳落山，西边的晚霞与泛黄的河水天连一色时，河边也就欢腾起来。大姑娘，大媳妇，老婆婆一挎篮一挎篮的衣服，拿到河里来漂汰，藕段般的臂膀，挥动着棒槌槌打着石阶上的衣服。年轻人不时相互浇泼嘻闹，勾勒出一幅祥和的画面。一位姓孙的老夫妻俩，无儿无女，生活没有依靠，就在水中搭了一个木台，为那些想到深水区漂洗的人提供方便。凡到他木台上淘米洗菜的都自觉地抓一把米，或者拿一、二分钱放在老两口备下的米筐里。别瞧不起这你一把、他一把的，老两口居然活得有滋有味，足令那些操劳混沌、左右世界的达官贵人羡叹。
涨水时，是孩子们狂欢的时候。客水过境，使一些餐鱼顽固地逆流而上出现在东关大河。孩子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想着法子捕捞。一次我与二哥也用绳子扣了一只筲箕，当作网子向河中甩去；那知扣子扣得不牢，绳子脱开，筲箕掉落在河里。我和二哥吓傻了眼，因为这是家里唯一的淘米工具。没有办法，我和二哥只有冒着危险，沿着水下的台阶，一点一步用脚尖踯躅着向深处探进，筲箕终于被够了回来，但身上的裤头，汗衫全都湿了。弟兄俩光着屁股将衣服全部脱下，铺在石阶上晒，等到衣服晒干，已是日头偏西过了开饭的时间。回家后，被罚了跪。
河对岸恍如另一个世界，凄楚沧凉．阴森清泠，太阳光也似乎没那么有力。零落矮小、东倒西斜的草屋里蜗居着四乡游民，这些人大都以捡垃圾、拾破烂为生，久而久之，集聚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粗犷侠气，有时也不那么近理，因此，市民对那里的人大都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那边也有个小中心，就是那高低不平、宛延曲幽，横铺着石块的洼子街。其实那街只不过是两旁自然集中了一些房屋。不过，这街虽不大，却有点神奇：路也不长，却感觉很神秘。河西的人轻易是不会踏上这条街的。这街的尽头就是宰牛坊。读小学时，家人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去河东玩，嘴上虽应承了，心却是拴不住的，尤其是入秋后河那边桑园满挂的熟透的桑椹，飘来阵阵清香，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一放学，一班小校友经常急不可耐地相约在桑园，一顿饱食之后，小学友们未及揩去满嘴紫色的桑汁，便席地畅想未来。到底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个个雄心勃勃．豪情满怀；有想当将军的，有想当主席的，有想当科学家、教授的，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之中成大器者寥寥无几，有一位虽在报界小有名气，但英年早逝，而当时瘦弱纤小，不善言笑的Z君却真正进入了政界，成为扬城的副市长。现在想起来，小时的幼稚实在可笑。尽管当时解放桥已建成，但吱吱嘎嘎摇橹摆渡的声音以及在水面上过河的特殊情趣仍在人们的怀旧之中，相当一段时期，传统的木渡船与现代钢筋混凝土浇筑的解放桥交相并存，共同承担着两岸的交通。渡口旁的柴草店，也还在为大多数市民提供着旧式的生活燃料。小时候我经常随大人去买柴禾，为了省下摆渡的两分钱，有时不得不绕道解放桥。后来逐渐有了煤炭炉，柴草店就萎缩了。东关街头出现的煤球店，初时只卖煤球和碎煤，大部分居民图便宜都选择了碎煤，买回后拌点黄泥，做成煤块晒干贮藏。
升炉子开始成了居民固定的生活内容。每日清晨，大街小巷袅袅升起的煤烟，温情朦胧，弥漫在疏落有致的大街小巷
，恰如一幅水墨画卷，别有一番景象。后来，煤炭业逐步发展起来，家境好的人家开始用起了蜂窝煤，升炉子的景观就大为减少了。
由于运河边成了扬州最大的贸易场所，砚池街便自然形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货物集散地，大小船只常年累月穿梭于扬州与外地之间，推进了扬城的繁荣，每日必有载着农副产品的船只一字儿整齐停放在砚池街的河边，零工们抬着水货忙悠悠踏得跳板，一颠一颠的叫人心悬。这些货物通过砚池街的转发，很快消失至四面八方。没几年时间，喧闹的东关街市就再度应运而盛，大小商店林次栉比，往来人员川流不息。万和客栈、金门理发、四美酱园、东泉浴室、东关南北货、潘广和五金等都曾名噪一时，但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四流春饺面馆，其名气已不下于现时的富春。
每逢星期天，父亲带我们到四流春吃早点。用后，账房先生照例在水牌上记上帐，大多数常客也是如此。那时的人诚信纯朴，到时必定会如数付费的。不似现在，吃了饭，挂了帐，兜着圈子想赖帐，要债的向欠债的送礼，低声下气要钱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怪事。东关老一辈的人古风古朴，互相帮助，以乐善好施引以为荣，四邻相安很少红脸的。誰家要是没有米下锅，邻居家就会挖半碗米送过来，哪怕自家的米缸快要见底了。文(化)革(命)时，搬来一户“造反派”邻居。一天，我年幼的弟弟无意将一小砖块扔进了他家院子。当这位“造反派”先生得知我父亲的“身份”(
编者注：即文化革命时每个人都给定了一个出身身份，这里指是负面的身份)后，就逼派出所(编者注：即警察局)来批斗我父母。派出所就同意召开批斗大会，原定两点的会直到四点也没有一个邻居来，弄得这位“造反派”先生一脸无趣，悻悻而去。
东关大河不仅给居民带来了繁荣和欢乐，还养育了一批靠水生存的人。那时，多数人不知自来水为何物，用水大都依靠星罗棋布的井水。陆文夫著名小说“井”
，撰写的就是发生在井旁的故事。故事中，多少带有扬州井边的影子。遗憾的是，井水煮粥有咸味，很多人不习惯。于是，奢侈一点的人家，就备只大缸，专门请人挑河水，挑满后用矾淀清，煮饭煮粥泡茶确是很香。因此，挑水就成了一部分人的职业。住在我家附近的老王头和陈大伯，就专门以此为生。一担水五分钱，一大缸水最多不超过三角钱。挑水付出的辛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我经常看到老王头佝偻着身子，担着水，一步一步艰难地顺着石阶向上爬，然后穿越条石铺设的、凸凹不平的东关街将水送至百户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