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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艺术

 

徐全利


 

读程应峰所著美文集《阳光有声》(大众文艺出版社),随着“阳光站台”、“心灵看台”、“生活平台”、“七星灯台”的深入赏读,四“台”所展现的才华,不只是“横溢”,而是“四溢”,让人享受着“立”起来的艺术。

“立”起来的形象。世界是通过哲学地、实验地、感性地三门科学来认识的。艺术乃是对世界的感性认识,是借助作用于感情的形象思维。不是用观念,而是从形象出发,用形象来思考——用形象 ——是艺术家根植于心灵的。

生活的洪流由许多现象所构成,艺术家把周围的生活接收过来,生活在其身上留下印象,就如鸟儿在沙滩上走过留下痕迹。一旦创作来临,感受过的现象的痕迹,便会像盘子里的盐一样凝聚起来,将这些现象加以概括,并赋予它们以生命,便产生了作品。

程应峰的作品里,有的借助事物本身的形象而“立”,有的赋予象征性形象而“立”。《沉香树痂》一文,便是借助“树痂”的本身形象。“痂”是生命经受创痛的标志,无论植物、动物还是人,痂大抵都是作为附件存在着的。树痂,是树体外表经受创伤愈合后形成“目”的部位。树木结疤的地方,是树体最坚硬的地方。作者由此想到一个年轻人高考落榜后的演变,再想到现代人热衷的印度“瑜伽”术。“瑜伽”由“愈痂”演变而来。“愈痂”的本义是通过某种方式,让心上和身上的创口得以愈合,复归生活的平静。通过这些形象,作者最后阐发道:生命总是要不断地受伤,不断地复原的。人总会遭遇各不相同的人生创痛,但上苍在赋予我们生存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生存的本领,这种本领如沉香暗结,总在积蓄力量,助我们于人生挫折之中,一程一程走下去。至此,全文的意旨便“立”了起来。

赋予象征性形象而“立”的,《手心里的春光》可谓是代表作之一。春光不是实体,谁也摸不着。然而作者站在严冬的尽头,经历了先是雨夹雪,后是阴雨绵绵,雨雪和阴寒无形之中缩小了自在活动的空间,待到了阳光灿烂的这一天,他便把春天里的第一缕阳光“抓”在手心里:迫不及待拉开了窗帘。那金黄色的阳光,水一样泻进窗口,泼了他一身,感到一股脉脉的暖流流向身体的各个部位,让人舒适惬意。然后由象征的“实”(阳光)到感悟的“虚”(春光般的生命):伸出手捧了一捧阳光在手心里,那阳光分明是让芸芸众生牵挂和惦念的黄金般的春光,进而认为春天的阳光,给生命注入的不仅是丝丝缕缕的温暖,还有全新的活力,它以无穷尽的能量,让天地万物复苏,变得生动、真实而且灿烂,文意即刻“立”了起来。

“立” 起来的意境。艺术家往往是透过自己的世界观的三棱镜来概括现实的各种现象,反映着现实的这个或那个本质的特征。为了使艺术品深刻,就得把它提炼,使它在艺术上完美。艺术是按照自己的本质,以个别的形式来反映一般。在整个艺术作品中,融合着现实生活规律的客观反映和作家对现实的看法,由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意境。

作品《在光影间行走》,题目就有着悠然的意境。作者在创造艺术意境时,定格于“走在光影斑驳的生命之路上”。从形式看,“光影可以藏于心中,也可以写在脸上。微妙的光影组合,涂抹出诡异多变的生命色泽”。从作用看,“光影的人情味在于可以营造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让人生鼓荡鲜活和真实;光影的可融性让人在困境中看见希望,在冷寂里感受温情;光影的质感包含在每一声问候里,每一丝笑容中”。从意义看,“人生在世,无时无刻不在光影间前行,无时无刻不在光和影的狭缝里奔波打拼。光和影所给予我们的,是打磨,是锻造,是生机,是活力。”行文至此,作品的境界全出,简直是一篇“立体散文”!

再读《草尖上的春天》,把不可捉摸的春天,浓缩在草尘上,便形成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意境”。作者回忆到乡野的麦苗,始终以草一样的方式在他的记忆中站立。在他诗一样的视界里,春天的意义原本就是从麦苗一样的草尖上开始的。从表象看,“草绿了,春也就绿了,草醉了,春也就深了”。从本质看,“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要实实在在延伸到秋天,最好的方式,是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去润色、去注解”,因而“只有在劳动的节奏声中,春天才会忘情地在叶尖上舞蹈,才能够带出飒飒秋声来”,那“张开信念的叶子,迎着微寒的阵风,站成了春天,站成了生命中不朽的诗意”。这“草尖上的春天”,岂不也在人们的眼前站立了起来?

“立” 起来的思想。作家进行创作,是根据作品的思想来进行的。没有思想,文学体裁不过是抽象的公式。程应峰作品所体现思想的特点,一是寓意的概括,概括是以寓意为根据。这其中有隐蔽着熔解的热力,也有隐藏着的思想的力量。作品《从春天出发》,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概括和寓意:“又一个希望的春天,让过往成为烟云,让成败成为历史,桃红李白,伴春的气息绽放;嫩叶新枝,洋溢阳光的情怀。春天,展示给我们的,是目标,是起点,是生机。”二是从特殊到一般,揭示事物的本质。艺术家不是旁观的复写员,其使命是揭开那有时隐藏在表面现象下面的本质。感受能力愈敏锐,知觉范围就愈广阔,进而深入沉思,使意象、思想和感情的价值得以升华。由此读《痛苦崖缝开出的花》,作者写到在医院摘除坏死的阑尾时,因为局部麻醉起着作用,他当时感觉不到多少痛苦,麻醉过了,痛苦便骤然而至。挨过了一夜,天亮后一束阳光从半开的窗户斜射在病房的墙壁上,他思维的触须融入了那束阳光之中,看到妻子陪他一整夜,感觉在刹那间心里亮堂起来,默然体味着生命中的温暖和温馨,进而揭示出共患难的感人真情:“痛苦,让人有了灵性的感受,这种感受恰似崖缝间开出的花朵。”这种在“痛苦崖缝开出的花”的感受,就如普里·什文所说,“在受伤处长出思想”。三是作品的结构本身也含有思想,同事物的意义相呼应。《将感恩刻在“石头”上》,作者先写墓碑不仅是铭记和怀念,还是感恩的一种方式。次写一个故事:两个朋友在海边沙滩上发生了激烈争执,其中一位对另一位甩手就是一耳光,一个浪头打来,挨了耳光的那位被突而其来的浪头卷入了海水中,打了他一巴掌的那位凭借极好的水性救他上了岸,于是阐发“被人伤害时,把伤害写在沙滩上,让时光之水随时带走;在得到别人的帮助时,将感恩刻在石头上,永远铭记”。随后写到感恩节,再从反面写一个农民之子对父亲不仅没有感恩之心,还抱着一腔莫名的怨恨,一位孤寡老人用退休金和拾荒赚来的钱资助3个贫困大学生,竟无一人上门致谢,最后提出“学会感恩,学会将感恩刻在‘石头’上,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这样一环套一环,通过严谨、完整、和谐、统一的结构,独具匠心地正反表达,主题思想便如那“石头”一样“立”了起来。

“立”起来的内容。凡文学作品,都离不开题材和主题。题材是经过作者的主观选择,构成某一具体作品的内容的一组完整的生活材料,主题便由题材的确定和提炼形成的。人们知道,空麻袋竖不起来,只有袋子里装有一定的物什才能竖起来。同样,空洞的文章“立”不起来,只有内容充实、丰富才能“立”起来。程应峰的作品,篇篇无空物,句句无虚言,仅从《阳光的声音》即可见一斑。这篇美文有时间,“这是春天的正午”。有地点,“阳台”。有人物,“我、母亲、妻儿”。有情节,先是“我的思想是打开的,我的听觉是打开的……我听见亲情般的阳光洒在阳台上”,接着写小时候在劳作的间隙,隐隐约约间听到有一种“毕毕剥剥”炸响的声音,尽管教科书曾告诉他庄稼拔节时发出的轻微声音,但他还是不敢肯定,于是问母亲,母亲说那是阳光的声音啊。那一刻他很迷惑,望着母亲,弄不清为什么说它是阳光的声音,情节有迭宕起伏。接着联系到自己,“我皮肤上的斑点,额上的皱纹,头上不断增加的白发,偶尔会让我感到阳光的声音带着风的呼啸,霜的尖锐,但我自始至终对阳光是感恩的,因为有了阳光,有了阳光无处不在绵延不绝的声音,这个世界才变得多姿而且灿烂”。最后有议论式抒情,“我想,为物欲所累,为名利堵塞,是听不见阳光的声音的;能听见阳光的声音的人,他的心地一定还有一方圣洁的去处,不曾被世俗的尘埃侵扰,不曾被名利的声浪掩埋”。由此可见,在程应峰的周围,生活赋予了他以内容,而他的作品则是这周围生活的集中反映,从而使“立”起来的作品有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活了,有色彩、气味和声音。

“立” 起来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重要性正如高尔基所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为此,要使作品成为艺术品,就必须赋予它以完美的语言形式,而能赋予这种形式的,只有形象、准确、精炼、生动的语言。程应峰作品的语言在这之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且常常是文中有诗,极富诗意,诗论结合,颇有美感,能震人心弦。试读《冬日的温暖》,就可感受到读言之美:“温暖有时是一束光,照进透凉的心地,让一颗荒凉的心渐渐复苏,有了活力和生机;它有时是一颗颗爱的微粒,游移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让你有热血沸腾的感觉,体会到生命是一种真实而幸福的存在”;“温暖在路上,温暖在家中,它可以是一次相握、一次拥抱、一个眼神、一丝浅笑、一声关切的问候……也可以是一个烤火炉,一个热水袋,一条围巾,一双手套,一件防寒衣……它们都能够带来人世间最教人珍视的温暖,它们都可以让人动容,让人自心底泛起温暖的感觉。”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思想,通过这诗意的语言贯串,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也就构成了“立”起来的艺术品。

 

“作家档案” 徐全利,1956年3月出生,湖北咸宁市人,先后在咸宁市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市人事局工作,现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市作协副主席。 1982年业余写作杂文,1984年被推举为湖北省杂文学会理事,1987年6月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已出版9册杂文小品集系列“谭”。